概言之，现阶段社会权力的生成与发展反映了多方面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是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尤其是以权利促进社会权力的生成与发展。
下放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移的最直接反映，也是国家还权于社会的最直观表现。但当2013年北京市紧随民政部放开登记之后，新立四类社会组织的数量突飞猛进，其中社团为160余家、民非为80余家、基金会为60余家。
[15]政策的推进性影响显而易见。在本质上，这种奋争是以权利谋求权力的发展、权利向权力转化的过程。[16]参见[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页。由此，践行法律、追求法治的主体从个人拓展到社会组织。异化在现实中表现为产生方式异化、组织管理异化、资金筹集异化和社会地位异化等。
而2011年审批登记放开之后，新立四类组织中社团有80余家，民非60余家，基金会略有下降，为30余家。[20]其一，通过结社权壮大社会组织的力量。古代处理案件的情形及其对案件处理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然回荡在今天的司法判决过程中。
就公诉人而言，辩诉交易产生了无需增加有限的公诉资源的定罪。因为在成文法国家，基本的法律就是国家制定法。在不同的形式中，限制的程度及种类是很不相同的。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当然，作为法官，还应当考虑在此种妥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司法的影响，使其在未来的发展中有足够的力量不仅仅对民间规范予以妥协，而且还有足够能力施加必要的对抗、甚至通过法律论证革除陋习，而人们尚能接受之。其实，对判官而言，这里所追求的价值衡量是明显的（尽管彼时在法学上并无所谓价值衡量的概念）。
即在它作用的时空范围内，人们普遍地接受或依据该规范而行为。单就法律而言，习惯在今天不甚重要，但在英国生活中，它事实上起决定性的作用。[9][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页。原因就在于在这里，有关的制度保障机制往往不能提供给人们说理的机会。
其兄控诉，状中有父嗜酒得疾语。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两文皆载于王铭铭等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般又称为法律的形式（第320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过专业训练，就能轻而易举地掌握做出判决、形成判例或判例法的法律方法。
然而，问题似乎不止于此，因为从司法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既有被国家正式体制纳入正式制度之列的，也有随着时过境迁在正式制度中被排除的习惯，尽管后者在主体交往行为中仍然具有规范作用。[18]然而，和哲理的问题相关的是：这种看似高深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法律活动、尤其是司法论辩活动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的，因此，其很快就成为法律方法研究的最新成果。
如同其他协商后产生的协议一样，辩诉交易对双方都避免了'赌博损失'.[14] 除此之外，同样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一些民事案件，特别是那些小额诉讼标的的民事案件，借鉴东方调解经验，纳入到调解程序中去解决。随着这种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很快，这种理论也就被引入到法学中来，成为战后德国法哲学理论最前沿性的话题。
例如： 陆广霖……乾隆五年……选受福建连成县知县。寻求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既是司法活动的重要任务，也是司法中法律论证的中心题旨。在价值衡量中，一般的规则是人的生命、健康的法益要大于财产的法益，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当然首先要保障前者。但即使如此，和国家正式法律相比较，也总会存在如下不同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被法院、当事人、法官或律师在论证中引入的民间规范大体上是和国家正式法不冲突、或者至少冲突不大的规范。其二是有案件事实，也有正式法律根据，但和该案件事实相关的法律根据有多种并且是相互冲突的。[22] 以上两种情形均说明：在司法活动中，民间规范有时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担当法官（或其他诉讼主体）进行论证的合法性前提，有时甚至替代国家法律而担当法官（或其他诉讼主体）做出论证的合法性前提。
事实上，在价值衡量中引入情理因素和利益因素，也就是引入了某种民间规范（其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能文的）。因为再疑难复杂的案件，法官一旦受理之，就得认真面对，不得拒绝论证和判决。
因此，通过辩诉交易、调解等方式的处理，大体上可以避免当事人在时间、费用上的无谓付出，同时还不至于伤害两造（或控方与辩方）之间的和气，从而展开新的交往活动。无论是土著社会的习俗或习惯法规范、还是伊斯兰社会的《古兰经》等，都被视为法源。
[4]即使在那些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习惯或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仍然深受重视。在这里，（法律）角色不是对等地分配的，参与被告的一方也不是自愿的，陈述实情的义务受到限定。
一、民间规范作为法源而被引入——国家认可 在以往我国法理学中，法源每每被解释为法律的表现形式[1].但是，严格说来，法源这一概念更应被运用于司法活动和法律方法中，因为它是用以引导人们（特别是法官）在哪里去引用法律（规则），或者以何种规则为标准，去判定案件事实，做出司法判决的根据。当然，并不是这一装饰不重要，但它仅仅对说明判决结果很重要，而对于进一步说明论辩过程则不太重要。第二、民间规范作为法律论证之可接受性的前提。尽管在法律论证理论中，狭义的合法性乃是其重要的原则之一，但恰恰是狭义的合法性是最普通的、对一个有一定法律意识的法律人而言无须更多强调的，否则，其就没有资格做一个法律人。
前一种情形可以运用笔者前文中提出的如上解释框架来解释，但后一种情形，实际上导致了民间规范：尽管它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司法判决而形成的，但该司法判决本身有效的正式法律基础业已不存，因此，该司法判决对于此种习惯（民间规范）而言，只有发生学上的意义。尽管如今在宪法上我国有了一定的权力分立（或分工），但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不论是刑事案件的判决，还是民事纠纷的处理，法官们首先要考虑的往往不是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判决后的社会影响。
今见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然而，我们知道，这只能适用于简单案件清醒，未必就能当然地解决复杂案件和疑难案件中论证的融贯性问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间规范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毫无疑问，成文法律和判例法律乃是法官发现并运用和案件实事相关的法律的根本所在和场合，因为法官总是国家正式法律的守护神，他们总要为国家正式法律负责，这大概在任何现代国家，概莫例外。
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刑事案件中，存在着所谓'控方和辨方之间的辨诉交易制度，它是指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第二种习惯因其自身是司法判决的结果，或者说其本身是因司法判决而形成的习惯，所以，它对于其后的其他类似案件的判决而言，以判例或判例法的面目呈现于法官面前。作为司法论证合法性前提的民间规范，在该规范发挥作用的时空范围内应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最后，公共法益大于私人法益。
民间规范对法律方法的可能贡献，既指民间法对法律方法的完善和丰富所可能做出的贡献，也指民间规范借助法律方法进入司法过程之中，从而成为国家权力所支持的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这时，法官们寻求民间规范的支援以论证，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
从《旧约》到《新约》的发展。因此，在法律方法的视野中，狭义的合法性也就无关紧要。
前者是作为社会规范的社会事实，后者是在规范规制下的社会事实。要使这里的法官也变得有理能说情，除非秀才变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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